徐贲：*治应该成为每个人的副业
徐贲在读书会现场发表演讲（摄像：李灏）徐贲：*治应该成为每个人的副业编者注：6月2日，徐贲在东方出版社与凤凰大学问主办的读书会上以《*治是一种怎样的公民 副业 和 参与 》发表演讲。徐贲认为*治不应该成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那种 工作 ，更不是一个可以拥权自肥、有油水、能赚钱的 行当 ，从*者应该善于懂得别人的不同立场，必须要有对社会整体的责任心。徐贲认为*治应当成为每个人的副业，犬儒不该成为国人的宿命，社会需要 多嘴 、 管闲事 的公共知识分子。徐贲，美国加州圣玛丽学院英文系教授，马萨诸塞大学文学博士。著有《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》、《文化批评往何处去》和《知识分子和公共*治》等。最新出版《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》和《*治是每个人的副业》。*治不应该只是斗争权术 是一种事业一种 召唤 我的《*治是每个人的副业》出版后，有人向我询问 副业 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也有人指责我想用*治 副业 引诱人们回到文革时代。一位批评者说， 文化大革命中，*治恰恰将所有人都卷入了进来。父母与子女斗争，上级与下级斗争，朋友之间意见不合也开始斗争。*治确实有斗争这一层含义，徐贲先生这样一部《*治是每个人的副业》，难道要所有人都卷入人与人的斗争中去吗？ *治，无论是 职业 还是 副业 都不等于 人与人的斗争 ，也不应该是这样。文革中那样残酷斗争、阴谋诡计、你死我活并不是*治的本质，至少不应该是作为公民 副业 的那种*治本质。我所用的 副业 说法，正如我在书的 序 里所交代的，是来自美国已故伊利诺州参议员埃弗雷特-德克森（Everett Dirksen，1951-1969任参议员）说的一席话， *治不是某种你可以拿来交给 别人 的东西。既然*治是通过*府指挥人间事务的艺术，它就应该是这个共和国内最好的职业和所有人的副业。只有在民主制度中，才有可能这样看待*治。 德克森所说的 职业 用的是vocation这个字， 副业 用的是avocation。Vocation更确切一些的中文翻译可以是 志业 ， 志业 这个说法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 副业 的意思，一种与 志业 相联系，但又在它之外的 副业 。这个意义上的公民*治 副业 就是公民们在民主*治中的参与，当然这个 参与 是有特定含义的。 志业 这个说法容易让人联想到伟大社会理论家韦伯的两篇著名论文，一篇叫《作为志业的*治》（Politik als Beruf），另一篇叫《作为志业的科学》（Wissenschaft als Beruf）。韦伯这两篇名文的英译者在翻译 *治 和 科学 的 职业 时，选择vocation这个字，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这是因为，韦伯并不是把 *治 和 科学 仅仅当作职业市场上众多选择中的两种，而是当作对人具有召唤意义的追求。许多职业都不过是当事人找一个收入来源的饭碗。在韦伯那里，*治和科学不是这样的职业，是在这类职业之上的一种 志业 ，那就是，从业者对自己的职业是经过认真选择的，他深入、透彻地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或专业，而不是 碰巧 得到的，一个可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那种 工作 ，更不是一个可以拥权自肥、有油水、能赚钱的 行当 。韦伯提出，*治是一种妥协和决策的艺术，每做一个决定，都必须仔细权衡社会的利益和代价的平衡。为此，从*者不能只凭自己的信念行事，因为你觉得是了不起的事业，在别人眼里可能会是灾祸。从*者应该善于懂得别人的不同立场，必须要有对社会整体的责任心。无论是个人还是**都不能把一己之私的利益放置与国家和社会整体之上。这个道理并不是所有的 从*者 都懂的，或者就是懂也不肯这么做，因为他们放不下自己的私利。*治是他们保护自己利益的手段，没有这样的*治他们就会完蛋。韦伯说，以*治为业有两种方式：一个是 为*治而生存 ，另一个是 靠*治而生存。 这两种人虽然都以*治为职业，但却是根本不同的。前者为*治而生存的人，从内心里将*治作为他的生命，他或者是因拥有他所行使的权力而得到享受，或者是因为他意识到服务于一项事业而使生命具有意义，从而滋生出一种内心的平衡和自我感觉。而后者则将*治作为固定收入的来源，当成出人头地、谋权图利的手段，他们是 靠*治吃饭 的人，是一些心胸狭隘、不择手段维护自己私利的之人。在今天的中国，很难见到韦伯所说的第一种从*者。人们对从*者充满了不信任，尽管他们自己也很想有机会加入那些他们痛恨和鄙视的干部人群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连*治本身也一起厌恶、讥讽和鄙视。一说起*治，人们想到的就是权术、阴谋、诡计和欺骗，以为*治只能是像文革中的那种自上而下的人人斗人人，人人害人人。为什么说*治应该是每个人的副业？德克森说，只有在民主制度中，才有可能看到*治成为共和国内最好的职业和所有人的副业。他说的最好当然不是指因最有油水而被人羡慕，而是指因高尚而受人尊崇。这样的*治才是干净的。*治要成为一件干净而不是肮脏的事情，让参与*治成为一种光荣而不是蒙羞的事情，首先需要的是建立民主*治制度。只有在民主的制度中，*治才真正有可能成为一种公民的 副业 。这个副业包含 副业 （avocation）、 召唤 和 追求 的三层意义：第一，一个人把某件事当作 副业 ，是因为自己要这么做，不是被人逼着这么做。他关心*治，是因为*治与他的切身利益有关，不是因为被动员、被挟裹、被威逼。第二，一个人关心*治是因为他对自己的思考和判断能力有自信，他是一个自由人，可以为自己的事情做主，不必像孩子依靠父母那样生活，他不愿意把像*治这么重要的事情随随便便交给别人。柏拉图说过，不参与*治是要付出代价的，那就是让不如你的人有机会变成了统治你的人，甚至变成你的主子。第三，一个人把某件事当作 副业 ，是因为能从中得到乐趣，当公民是一件荣誉的事情，公民权利是人的一种珍贵的自由，公民*治是公民可以乐此不疲的事情。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国家的人民把选举日当作一个节日，把选举当作一种公共庆典。副业与职业的不同在于，由于从事公民*治的普通人不能由副业捞到一官半职，或得到什么油水、待遇或外快，副业才更成为一种 召唤 。当然会有讲究实惠的人，因没有好处，不愿、不屑担当这个副业。对于每个普通人来说，公民的*治副业就是公民的参与。*治参与不一定是争取入*或提拔，不一定要成为制度中的 新鲜血液 、 改革派 、 人民代表 ，不一定要当人大代表或*协代表。公民如何参与*治那么，什么是参与呢？美国社会学家，公民参与理论的先驱雪莉-安斯坦(nstein)指出： 公民参与是一种公民权利的运用，是一种权力的再分配，使目前在*治、经济等活动中，无法掌握权力的民众，其意见在未来能有计划地被列入考虑 。公民参与强调的是公民意见的传达和反馈，但是自从古希腊雅典城邦直接民主实践失败以来，以精英民主为代表的自由民主成为民主领域的主流思潮，参与式民主则一直受到冷落。随着*府治理和公共行*面临越来越复杂的问题和困难，公民参与的问题也就越发重要。安斯坦在她著名的《公民参与阶梯》（《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》）一书中对8种不同参与进行了区分，分为3个类别：第一类是受*府操纵的 无参与 ，这与个人选择的不参与是不同的，包括8层中最底下的两层：第1层是被操纵和被操控，人民没有任何参与机会或参与管道，是暴力维稳的对象。第2层是教化，也叫*策治疗，*府的公权力运行无须公民涉入，而是由*府意志单方贯彻。 我怎么说，你怎么做 。然而，虽无民众参与，也要做好 思想教育 、 正确引导 、 弄通思想 的工作。第二类是象征性参与，包括3至5的三层。第3层是通告决定和告知*策，让群众了解情况，掌握精神，贯彻下去。*府权力单向运作， 我决定，你照办 ，理解的要执行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。第4层是咨询和协商。*府重要的公权力运作，尤其是当民众对*府不信任，与*府不一致时，要 听听下面的意见和群众呼声 ，定期召开 协商会议 ，让下情能够上达，例如，农民工代表进入人大反映农民工心声。第5层是劝解、安抚。*府认为公民参与是麻烦而棘手的事务，*府对公民参与运作采取有限容忍或开明态度，要放就放，要收就收，开放往往是口惠的允许。第三类是公民权力或公民力量，其中3个不同层次代表不同程度的公民有效参与。第6层是 伙伴关系 ，*府与公民并非由上对下的关系，而是平等的伙伴关系。原则是透过权力的透明运作，让公共事务的运行，由民间与*府来共同治理。第7层是 授予权力 ，不只是*府部门的公权力在宪*法治的制定中被授权，而且更是指公民社会的组织具有很大的决策权。层次最高的第8层是 公民力量 ，*府的各项*策性或事务性的运行，不是由*府官员或*治精英来控制，而是由公民意见的回馈来主导整个*府运行的方向。*治是一件无参与即无作为的事情，一个公民把*治当作自己的副业，那便是他要有所参与，有所作为。参与的形式有多种多样，其中公民投票和表决是最基本的，投票和表决是公民权力的体现，如果没有这种公民权力的监督，如果公民们在*府权力腐败的时候也对它无可奈何，那么，*府和统治集团的权力就没有办法关到笼子里去，*治就会很黑暗，很肮脏，很腐败，人民也会变得很悲观、犬儒、牢骚满腹、愤世嫉俗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德克森说， 现在许多人似乎把*治与坏事、腐败行为、贪污受贿、道德败坏等同起来。我发现古往今来，大多数这些抹黑*治的话都是在人民不能选举官职人员的地方发出的。 腐败的权力与犬儒的人民共生循环，不应该成为中国人的宿命，因为这是可以改变的，也必须改变。这就需要向民主*治转变，这也许还要等待很久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民主的*治才能真的成为每个人的副业。但是，只要我们不放弃这个理想，朝向民主未来的变化就会还有希望。另外，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的美国社会学家罗杰-哈特（Roger Hart）还提出 青年参与阶梯 （Ladder of Youth Participation）。中国青年的缺乏参与就像中国成年公民的缺乏参与一样，造成了民众的幼童话，在思考和判断能力上长期处于 长不大 的状态。5月13日，《人民》发文感叹道：似乎在一夜之间，80后一代集体变 老 了。他们唱着 老男孩 ，感叹消逝在记忆里穿着海*衫皮凉鞋的夏天，怀念看过的连环画，还有那些年一起追过的女孩。有媒体分析道，这一代年轻人暮气沉沉，被生活压垮 高价的爱情和婚姻，必不可少的房子和车子，更不用说就业难。权威统计显示，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到699万，被媒体称为 史上最难就业季 。就业大*中既有90后，也不乏80后(硕士毕业生、博士毕业生)，工作难找，心力交瘁，愁眉不展，哪有活力、锐气可言？所有这些原因分析似乎都是物质的，好像人就是为了这些活着似的，这些当然都很重要，但是只这些之外，还有没有一些别的呢？抗战时期的物质不知要比现在缺乏多少，那时候也不是没有患 早暮症 的青年人，但为什么年轻人没有一起患了集体性的 早暮症 呢？罗杰-哈特提出，青年人的社会参与和国际关怀是他们保持青春朝气的动力，长期以来，年轻人在社会中只有一种身份和位置，那就是被成人矮化，并屈从于 大人 。今天，这种身份和位置正在或已经发生变化，关键是年轻人参与公共事务的方式和作用发生了改变，变得更主动、更有担当，与 大人 们更平等，更受他们尊重。（此文经徐贲教授授权凤凰大学问刊发，未经允许，禁止转载！）社会需要 多嘴 、 管闲事 的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参与与一般选民有相同的部分（作为选民），但也有不同的地方（在不能做选民时争取做选民）。知识分子的 业余 公共贡献，比如启蒙和为此目的而进行的写作，就是他们区别于一般人的副业。这种工作是 业余性 的，业余做的事也就是副业。认真对待自已业余的或副业的*治，这样的知识分子就是公共知识分子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专门当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知识分子，一个人专门做公共知识分子，做公共知识分子就是成了他的专业，就已经不再是业余或副业，他也就已经不再是公共知识分子了。世界上也没有一辈子都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人，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 志业 或像志业的副业，不是一个 职业 。你可以一辈子搞*治，当干部，当官，当了一辈子，退休了仍能享受特殊的待遇。当教授、医生也是一样，这是职业，不是 志业 。当公共知识分子是志业，你今天做公知的事情，你就是公知，你明天不做了，你就不是公知。你不能说以前曾经做过公知的事，所以你是个退休的或离休的公知。一个人可以既是教授又当公知，做教授是一个职业，当公知是志业，这就是志业与职业的不同，用英语来说，这就profession或job与vocation的不同。公知是热爱自己公民副业的人，他们并不反对专业，但他们反对专业主义对人的思想束缚和限制。与意识形态禁锢相比，小门小户、刻板程式的学院化 专业研究 一样可以窒息人的思想。萨伊德说， 一心只当业余者的人，未必像别人以为的那么无所收获 ，反倒是因为真的喜欢，可以长而久之，乐此不疲。公知自己对 业余 也同样心向往之， 业余 对公知们来说，是抛开学科之间的门户之见（当然不是独来独往），是不设思想禁区（当然不是绝无妥协），是因为喜欢做而去做(当然不是自娱自乐)。哲学家罗蒂说，最好把哲学家看成是些kibitzers，什么是kibitzers呢？简单地说，就是多嘴的人，就是打乱别人自以为是、自鸣得意的人。Kibitz还有另外三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是，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纷纷，有时候谈着谈着，就谈到了别的事情上面。现在络上对于公共事件的围观式议论，用kibitz这个字来说，是最恰当的了。第二个意思是，说不合时宜的真话，发不合时宜的真实议论，关键是 真 ，英语叫the inconvenient truth， 不方便的真话 。有一年我在香港做访问学者，中大的熊景明对我说，应该翻译成 忠言逆耳 。我觉得，kibitz说的未必是 忠言 ，衡量该不该说话的标准是是否真实，不是忠还是不忠。你再忠心，说的话不中听，不还是可以把你打成 逆贼 吗？反右运动就是这么搞起来的。有不同种类的说真话的kibitz，安徒生童话《皇帝的新衣》里的那个小孩就是一个kibitzer。报道SARS、毒牛奶、中国红十字会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和媒体工作者都是kibitzers。他们都不是什么专家，也不掌握什么了不起的内幕或机密。他们凭什么指指点点，说三论四？不凭什么，就凭他们是好管闲事的kibitzers。Kibitz还有一个意思，那就是仗义执言。说 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 有点夸张，但 仗义执言 还是可以说的。社会活动家、雅各布（Jane Jacobs，2006年去世）说，每个都市里都会有一些kibitzers，他们街上走路时不是一门心思只管自己走路，而是会眼观四周，甚至东张西望，看到不对的事情就会走过去说上几句，要是看到有不平之事，就会上去干涉，小偷、地痞、流氓最讨厌的就是这种多嘴的，爱管闲事的kibitzers，Jane Jacobs说，他们是使街道更安全的人。在公共生活中有多嘴和管闲事的人，这不仅不是坏事，而且往往还是好事，可是，现在愿意多嘴，愿意管闲事的人却特别少。这就像有老太太跌倒在地，有热心人前去搀扶，结果反被讹诈成撞倒老太太的人。公共*治是所有人都可以参加的游戏中国人说， 观棋不语真君子 ，Kibitzers是一些 观棋有语 而不是 观棋不语 的人。对*治来说， 观棋不语 就是只看热闹，看稀奇，永远做一个局外的旁观者。 观棋不语真君子 这句中国的老话，如果用于公共事务和公共*治，是与 各人自扫门前雪、莫管他人瓦上霜 ，同样错误的。这句话不适用于公共事务，也不适用于公共*治，因为公共*治不只是所谓 局内人 的游戏，而是所有人都可以参加的游戏。对于那些所谓的专业*治人士，比如当官的和为他们出谋划策的 *治学者 ，监督他们，批评他们不仅是公民们的责任，也是他们的权利，公知不过是给普通公民们带了个头而已，更多的事情还要有普通公民们一起来说，一起来多嘴，一起来多管闲事。公知不光自己在公共事务中要多嘴，而且要说服别的公民们也不妨多嘴，看到不对的、有欺骗嫌疑的事情，就把真实的话说出来。公知要告诉他们的是，那些看上去是闲事的其实不是闲事，而是他们自己的事。公知还要告诉他们，多嘴要讲道理，先要掌握信息，要诉诸于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价值、有哪些基本价值、为什么是基本价值，等等。这就成为公知的一项启蒙性质的工作。在公民不能投票和表决来参与*治的地方，在公共事务中多嘴便格外不能缺少。托克维尔强调集社和公民自治对于参与的重要性，集社和公民自治当然要用嘴巴说话，但是要用嘴巴说话，能用嘴巴说话的地方还不止是在社团里。今天，我们虽然不能有社团，但我们可以上，可以微博，可以编写短信，也可以像今天这样坐在一起，讨论一些问题，交换一下意见。络和别的场合给了我们多嘴的论坛，我们没有理由自己闭上嘴巴，也没有理由在还可以用嘴巴说话的时候，说一些应景讨好的假话和空话。我的新书《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》和《*治是每个人的副业》可以说都是多嘴和管闲事的结果，不见得有什么高深的学问。其实，无论是民主*治本身或是作为副业的公民*治，都是平常人能懂的道理，都是平常人能有的作为，因此也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认认真真去做的事情。（本文经徐贲教授授权凤凰大学问刊发，未经允许，禁止转载！）徐贲在读书会现场发表演讲（摄像：李灏）徐贲：*治应该成为每个人的副业编者注：6月2日，徐贲在东方出版社与凤凰大学问主办的读书会上以《*治是一种怎样的公民 副业 和 参与 》发表演讲。徐贲认为*治不应该成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那种 工作 ，更不是一个可以拥权自肥、有油水、能赚钱的 行当 ，从*者应该善于懂得别人的不同立场，必须要有对社会整体的责任心。徐贲认为*治应当成为每个人的副业，犬儒不该成为国人的宿命，社会需要 多嘴 、 管闲事 的公共知识分子。徐贲，美国加州圣玛丽学院英文系教授，马萨诸塞大学文学博士。著有《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》、《文化批评往何处去》和《知识分子和公共*治》等。最新出版《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》和《*治是每个人的副业》。*治不应该只是斗争权术 是一种事业一种 召唤 我的《*治是每个人的副业》出版后，有人向我询问 副业 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也有人指责我想用*治 副业 引诱人们回到文革时代。一位批评者说， 文化大革命中，*治恰恰将所有人都卷入了进来。父母与子女斗争，上级与下级斗争，朋友之间意见不合也开始斗争。*治确实有斗争这一层含义，徐贲先生这样一部《*治是每个人的副业》，难道要所有人都卷入人与人的斗争中去吗？ *治，无论是 职业 还是 副业 都不等于 人与人的斗争 ，也不应该是这样。文革中那样残酷斗争、阴谋诡计、你死我活并不是*治的本质，至少不应该是作为公民 副业 的那种*治本质。我所用的 副业 说法，正如我在书的 序 里所交代的，是来自美国已故伊利诺州参议员埃弗雷特-德克森（Everett Dirksen，1951-1969任参议员）说的一席话， *治不是某种你可以拿来交给 别人 的东西。既然*治是通过*府指挥人间事务的艺术，它就应该是这个共和国内最好的职业和所有人的副业。只有在民主制度中，才有可能这样看待*治。 德克森所说的 职业 用的是vocation这个字， 副业 用的是avocation。Vocation更确切一些的中文翻译可以是 志业 ， 志业 这个说法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 副业 的意思，一种与 志业 相联系，但又在它之外的 副业 。这个意义上的公民*治 副业 就是公民们在民主*治中的参与，当然这个 参与 是有特定含义的。 志业 这个说法容易让人联想到伟大社会理论家韦伯的两篇著名论文，一篇叫《作为志业的*治》（Politik als Beruf），另一篇叫《作为志业的科学》（Wissenschaft als Beruf）。韦伯这两篇名文的英译者在翻译 *治 和 科学 的 职业 时，选择vocation这个字，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这是因为，韦伯并不是把 *治 和 科学 仅仅当作职业市场上众多选择中的两种，而是当作对人具有召唤意义的追求。许多职业都不过是当事人找一个收入来源的饭碗。在韦伯那里，*治和科学不是这样的职业，是在这类职业之上的一种 志业 ，那就是，从业者对自己的职业是经过认真选择的，他深入、透彻地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或专业，而不是 碰巧 得到的，一个可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那种 工作 ，更不是一个可以拥权自肥、有油水、能赚钱的 行当 。韦伯提出，*治是一种妥协和决策的艺术，每做一个决定，都必须仔细权衡社会的利益和代价的平衡。为此，从*者不能只凭自己的信念行事，因为你觉得是了不起的事业，在别人眼里可能会是灾祸。从*者应该善于懂得别人的不同立场，必须要有对社会整体的责任心。无论是个人还是**都不能把一己之私的利益放置与国家和社会整体之上。这个道理并不是所有的 从*者 都懂的，或者就是懂也不肯这么做，因为他们放不下自己的私利。*治是他们保护自己利益的手段，没有这样的*治他们就会完蛋。韦伯说，以*治为业有两种方式：一个是 为*治而生存 ，另一个是 靠*治而生存。 这两种人虽然都以*治为职业，但却是根本不同的。前者为*治而生存的人，从内心里将*治作为他的生命，他或者是因拥有他所行使的权力而得到享受，或者是因为他意识到服务于一项事业而使生命具有意义，从而滋生出一种内心的平衡和自我感觉。而后者则将*治作为固定收入的来源，当成出人头地、谋权图利的手段，他们是 靠*治吃饭 的人，是一些心胸狭隘、不择手段维护自己私利的之人。在今天的中国，很难见到韦伯所说的第一种从*者。人们对从*者充满了不信任，尽管他们自己也很想有机会加入那些他们痛恨和鄙视的干部人群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连*治本身也一起厌恶、讥讽和鄙视。一说起*治，人们想到的就是权术、阴谋、诡计和欺骗，以为*治只能是像文革中的那种自上而下的人人斗人人，人人害人人。为什么说*治应该是每个人的副业？德克森说，只有在民主制度中，才有可能看到*治成为共和国内最好的职业和所有人的副业。他说的最好当然不是指因最有油水而被人羡慕，而是指因高尚而受人尊崇。这样的*治才是干净的。*治要成为一件干净而不是肮脏的事情，让参与*治成为一种光荣而不是蒙羞的事情，首先需要的是建立民主*治制度。只有在民主的制度中，*治才真正有可能成为一种公民的 副业 。这个副业包含 副业 （avocation）、 召唤 和 追求 的三层意义：第一，一个人把某件事当作 副业 ，是因为自己要这么做，不是被人逼着这么做。他关心*治，是因为*治与他的切身利益有关，不是因为被动员、被挟裹、被威逼。第二，一个人关心*治是因为他对自己的思考和判断能力有自信，他是一个自由人，可以为自己的事情做主，不必像孩子依靠父母那样生活，他不愿意把像*治这么重要的事情随随便便交给别人。柏拉图说过，不参与*治是要付出代价的，那就是让不如你的人有机会变成了统治你的人，甚至变成你的主子。第三，一个人把某件事当作 副业 ，是因为能从中得到乐趣，当公民是一件荣誉的事情，公民权利是人的一种珍贵的自由，公民*治是公民可以乐此不疲的事情。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国家的人民把选举日当作一个节日，把选举当作一种公共庆典。副业与职业的不同在于，由于从事公民*治的普通人不能由副业捞到一官半职，或得到什么油水、待遇或外快，副业才更成为一种 召唤 。当然会有讲究实惠的人，因没有好处，不愿、不屑担当这个副业。对于每个普通人来说，公民的*治副业就是公民的参与。*治参与不一定是争取入*或提拔，不一定要成为制度中的 新鲜血液 、 改革派 、 人民代表 ，不一定要当人大代表或*协代表。公民如何参与*治那么，什么是参与呢？美国社会学家，公民参与理论的先驱雪莉-安斯坦(nstein)指出： 公民参与是一种公民权利的运用，是一种权力的再分配，使目前在*治、经济等活动中，无法掌握权力的民众，其意见在未来能有计划地被列入考虑 。公民参与强调的是公民意见的传达和反馈，但是自从古希腊雅典城邦直接民主实践失败以来，以精英民主为代表的自由民主成为民主领域的主流思潮，参与式民主则一直受到冷落。随着*府治理和公共行*面临越来越复杂的问题和困难，公民参与的问题也就越发重要。安斯坦在她著名的《公民参与阶梯》（《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》）一书中对8种不同参与进行了区分，分为3个类别：第一类是受*府操纵的 无参与 ，这与个人选择的不参与是不同的，包括8层中最底下的两层：第1层是被操纵和被操控，人民没有任何参与机会或参与管道，是暴力维稳的对象。第2层是教化，也叫*策治疗，*府的公权力运行无须公民涉入，而是由*府意志单方贯彻。 我怎么说，你怎么做 。然而，虽无民众参与，也要做好 思想教育 、 正确引导 、 弄通思想 的工作。第二类是象征性参与，包括3至5的三层。第3层是通告决定和告知*策，让群众了解情况，掌握精神，贯彻下去。*府权力单向运作， 我决定，你照办 ，理解的要执行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。第4层是咨询和协商。*府重要的公权力运作，尤其是当民众对*府不信任，与*府不一致时，要 听听下面的意见和群众呼声 ，定期召开 协商会议 ，让下情能够上达，例如，农民工代表进入人大反映农民工心声。第5层是劝解、安抚。*府认为公民参与是麻烦而棘手的事务，*府对公民参与运作采取有限容忍或开明态度，要放就放，要收就收，开放往往是口惠的允许。第三类是公民权力或公民力量，其中3个不同层次代表不同程度的公民有效参与。第6层是 伙伴关系 ，*府与公民并非由上对下的关系，而是平等的伙伴关系。原则是透过权力的透明运作，让公共事务的运行，由民间与*府来共同治理。第7层是 授予权力 ，不只是*府部门的公权力在宪*法治的制定中被授权，而且更是指公民社会的组织具有很大的决策权。层次最高的第8层是 公民力量 ，*府的各项*策性或事务性的运行，不是由*府官员或*治精英来控制，而是由公民意见的回馈来主导整个*府运行的方向。*治是一件无参与即无作为的事情，一个公民把*治当作自己的副业，那便是他要有所参与，有所作为。参与的形式有多种多样，其中公民投票和表决是最基本的，投票和表决是公民权力的体现，如果没有这种公民权力的监督，如果公民们在*府权力腐败的时候也对它无可奈何，那么，*府和统治集团的权力就没有办法关到笼子里去，*治就会很黑暗，很肮脏，很腐败，人民也会变得很悲观、犬儒、牢骚满腹、愤世嫉俗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德克森说， 现在许多人似乎把*治与坏事、腐败行为、贪污受贿、道德败坏等同起来。我发现古往今来，大多数这些抹黑*治的话都是在人民不能选举官职人员的地方发出的。 腐败的权力与犬儒的人民共生循环，不应该成为中国人的宿命，因为这是可以改变的，也必须改变。这就需要向民主*治转变，这也许还要等待很久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民主的*治才能真的成为每个人的副业。但是，只要我们不放弃这个理想，朝向民主未来的变化就会还有希望。另外，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的美国社会学家罗杰-哈特（Roger Hart）还提出 青年参与阶梯 （Ladder of Youth Participation）。中国青年的缺乏参与就像中国成年公民的缺乏参与一样，造成了民众的幼童话，在思考和判断能力上长期处于 长不大 的状态。5月13日，《人民》发文感叹道：似乎在一夜之间，80后一代集体变 老 了。他们唱着 老男孩 ，感叹消逝在记忆里穿着海*衫皮凉鞋的夏天，怀念看过的连环画，还有那些年一起追过的女孩。有媒体分析道，这一代年轻人暮气沉沉，被生活压垮 高价的爱情和婚姻，必不可少的房子和车子，更不用说就业难。权威统计显示，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到699万，被媒体称为 史上最难就业季 。就业大*中既有90后，也不乏80后(硕士毕业生、博士毕业生)，工作难找，心力交瘁，愁眉不展，哪有活力、锐气可言？所有这些原因分析似乎都是物质的，好像人就是为了这些活着似的，这些当然都很重要，但是只这些之外，还有没有一些别的呢？抗战时期的物质不知要比现在缺乏多少，那时候也不是没有患 早暮症 的青年人，但为什么年轻人没有一起患了集体性的 早暮症 呢？罗杰-哈特提出，青年人的社会参与和国际关怀是他们保持青春朝气的动力，长期以来，年轻人在社会中只有一种身份和位置，那就是被成人矮化，并屈从于 大人 。今天，这种身份和位置正在或已经发生变化，关键是年轻人参与公共事务的方式和作用发生了改变，变得更主动、更有担当，与 大人 们更平等，更受他们尊重。（此文经徐贲教授授权凤凰大学问刊发，未经允许，禁止转载！）社会需要 多嘴 、 管闲事 的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参与与一般选民有相同的部分（作为选民），但也有不同的地方（在不能做选民时争取做选民）。知识分子的 业余 公共贡献，比如启蒙和为此目的而进行的写作，就是他们区别于一般人的副业。这种工作是 业余性 的，业余做的事也就是副业。认真对待自已业余的或副业的*治，这样的知识分子就是公共知识分子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专门当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知识分子，一个人专门做公共知识分子，做公共知识分子就是成了他的专业，就已经不再是业余或副业，他也就已经不再是公共知识分子了。世界上也没有一辈子都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人，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 志业 或像志业的副业，不是一个 职业 。你可以一辈子搞*治，当干部，当官，当了一辈子，退休了仍能享受特殊的待遇。当教授、医生也是一样，这是职业，不是 志业 。当公共知识分子是志业，你今天做公知的事情，你就是公知，你明天不做了，你就不是公知。你不能说以前曾经做过公知的事，所以你是个退休的或离休的公知。一个人可以既是教授又当公知，做教授是一个职业，当公知是志业，这就是志业与职业的不同，用英语来说，这就profession或job与vocation的不同。公知是热爱自己公民副业的人，他们并不反对专业，但他们反对专业主义对人的思想束缚和限制。与意识形态禁锢相比，小门小户、刻板程式的学院化 专业研究 一样可以窒息人的思想。萨伊德说， 一心只当业余者的人，未必像别人以为的那么无所收获 ，反倒是因为真的喜欢，可以长而久之，乐此不疲。公知自己对 业余 也同样心向往之， 业余 对公知们来说，是抛开学科之间的门户之见（当然不是独来独往），是不设思想禁区（当然不是绝无妥协），是因为喜欢做而去做(当然不是自娱自乐)。哲学家罗蒂说，最好把哲学家看成是些kibitzers，什么是kibitzers呢？简单地说，就是多嘴的人，就是打乱别人自以为是、自鸣得意的人。Kibitz还有另外三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是，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纷纷，有时候谈着谈着，就谈到了别的事情上面。现在络上对于公共事件的围观式议论，用kibitz这个字来说，是最恰当的了。第二个意思是，说不合时宜的真话，发不合时宜的真实议论，关键是 真 ，英语叫the inconvenient truth， 不方便的真话 。有一年我在香港做访问学者，中大的熊景明对我说，应该翻译成 忠言逆耳 。我觉得，kibitz说的未必是 忠言 ，衡量该不该说话的标准是是否真实，不是忠还是不忠。你再忠心，说的话不中听，不还是可以把你打成 逆贼 吗？反右运动就是这么搞起来的。有不同种类的说真话的kibitz，安徒生童话《皇帝的新衣》里的那个小孩就是一个kibitzer。报道SARS、毒牛奶、中国红十字会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和媒体工作者都是kibitzers。他们都不是什么专家，也不掌握什么了不起的内幕或机密。他们凭什么指指点点，说三论四？不凭什么，就凭他们是好管闲事的kibitzers。Kibitz还有一个意思，那就是仗义执言。说 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 有点夸张，但 仗义执言 还是可以说的。社会活动家、雅各布（Jane Jacobs，2006年去世）说，每个都市里都会有一些kibitzers，他们街上走路时不是一门心思只管自己走路，而是会眼观四周，甚至东张西望，看到不对的事情就会走过去说上几句，要是看到有不平之事，就会上去干涉，小偷、地痞、流氓最讨厌的就是这种多嘴的，爱管闲事的kibitzers，Jane Jacobs说，他们是使街道更安全的人。在公共生活中有多嘴和管闲事的人，这不仅不是坏事，而且往往还是好事，可是，现在愿意多嘴，愿意管闲事的人却特别少。这就像有老太太跌倒在地，有热心人前去搀扶，结果反被讹诈成撞倒老太太的人。公共*治是所有人都可以参加的游戏中国人说， 观棋不语真君子 ，Kibitzers是一些 观棋有语 而不是 观棋不语 的人。对*治来说， 观棋不语 就是只看热闹，看稀奇，永远做一个局外的旁观者。 观棋不语真君子 这句中国的老话，如果用于公共事务和公共*治，是与 各人自扫门前雪、莫管他人瓦上霜 ，同样错误的。这句话不适用于公共事务，也不适用于公共*治，因为公共*治不只是所谓 局内人 的游戏，而是所有人都可以参加的游戏。对于那些所谓的专业*治人士，比如当官的和为他们出谋划策的 *治学者 ，监督他们，批评他们不仅是公民们的责任，也是他们的权利，公知不过是给普通公民们带了个头而已，更多的事情还要有普通公民们一起来说，一起来多嘴，一起来多管闲事。公知不光自己在公共事务中要多嘴，而且要说服别的公民们也不妨多嘴，看到不对的、有欺骗嫌疑的事情，就把真实的话说出来。公知要告诉他们的是，那些看上去是闲事的其实不是闲事，而是他们自己的事。公知还要告诉他们，多嘴要讲道理，先要掌握信息，要诉诸于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价值、有哪些基本价值、为什么是基本价值，等等。这就成为公知的一项启蒙性质的工作。在公民不能投票和表决来参与*治的地方，在公共事务中多嘴便格外不能缺少。托克维尔强调集社和公民自治对于参与的重要性，集社和公民自治当然要用嘴巴说话，但是要用嘴巴说话，能用嘴巴说话的地方还不止是在社团里。今天，我们虽然不能有社团，但我们可以上，可以微博，可以编写短信，也可以像今天这样坐在一起，讨论一些问题，交换一下意见。络和别的场合给了我们多嘴的论坛，我们没有理由自己闭上嘴巴，也没有理由在还可以用嘴巴说话的时候，说一些应景讨好的假话和空话。我的新书《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》和《*治是每个人的副业》可以说都是多嘴和管闲事的结果，不见得有什么高深的学问。其实，无论是民主*治本身或是作为副业的公民*治，都是平常人能懂的道理，都是平常人能有的作为，因此也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认认真真去做的事情。（本文经徐贲教授授权凤凰大学问刊发，未经允许，禁止转载！） 马萨诸塞大学文学博士。 著有《知识分子和公共*治》等。最新出版《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》和《*治是每个人的副业》。
